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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年,中国电影幕后出品发行公司发生了六大蜕变

作者:文娱商业观察    来源:传媒评论   发布时间:2018-09-27 18:42:32

  【流媒体】摘要:2015至2018年的3年多时间内,中国电影经历了高峰、迷茫、再次起航三种状态。


  伴随着观影人群日渐成熟,内容为王的时代来临。作为诸多影视作品背后的“操盘手”,国内出品发行公司同样经历着阵痛与蜕变。

  经过梳理文娱商业观察发现,三年时间内,作为“幕后推手”的上游公司,出现了电商兴起、核心主创话语权增加、新型公司崛起等六大明显变化。

  视频网站日渐式微

  电商平台赋能宣发地位超越院线

  国内头部视频平台,这是“优爱腾”留给当今大众的第一印象。在视频平台最为风光的那几年,三大平台也曾深度参与多个头部院线电影项目的出品与发行。

  过去3年,爱奇艺影业(北京)有限公司曾参与《芳华》《妖猫传》《情圣》等头部内容的运作,而今年仅有《我是你妈》《道高一丈》两部小片。

  一位爱奇艺工作人员,曾对文娱商业观察表示“由于参投电影项目风险太大,所以公司现在主要做后期宣传”。

  如今,交了不少“学费”的爱奇艺,对于参投院线电影项目的选择也更为谨慎。

  年初低开高走的《无问西东》,是2018年腾讯视频参与院线电影运作的唯一亮点。这部“难产”之片,其实已是多年前其参投的项目,参考意义较小。

  背靠阿里的优酷,作为《唐人街探案2》《我不是药神》《西虹市首富》三部爆款影片的联合出品方,位置也在逐渐边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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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与“优爱腾”等逐渐淡出产业上游竞争不同的是,以猫眼、淘票票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正在逐渐渗透院线影片的运作。用户流量载体地迁徙,也导致了片方选择合作伙伴方向的变化。

  在线上化率超越90%的大环境下,电商平台已成为“水电煤”一样,成为观众购票不可或缺的工具。优质项目愿意与头部电商合作,也是各取所需。

  2018年暑期档,多部爆款影片背后,均能看见电商平台参与运作的痕迹。

  拥有大众点评、微信等流量端口支持的猫眼,参与了《我不是药神》(联合出品方)、《西虹市首富》(联合发行方)、《邪不压正》(主控方)的运作。去年十一档票房冠军《羞羞的铁拳》,猫眼是主控方之一。

  同样,有阿里系多方资源支持的淘票票,参与了《我不是药神》《西虹市首富》的联合发行,并为前者提供了口碑倒置的营销方案。

  巨额流量的导入、精准、高效的触达,是片方最为看重的电商平台资本。与此同时,电商平台在电影宣发中的地位逐渐赶超院线集团。

  虽然有候影空间广告、电影映前广告等传统曝光渠道加持,但对于绝大多数“匆匆而来,匆匆而去”的观众来说,注意力很难集中于此。

  此外,由于利益原因,各家院线的用户消费数据之间无法进行联通,导致用户画像构建方面存有局限性。电商平台则不存在此类情况,这对于片方制定宣发策略,也更具参考性。

  核心主创话语权比重增加

  热钱撤退导致部分影视公司“一轮游”

  内容为王时代来临的大前提下,核心主创对大公司依赖度骤减。市场对于优质内容的渴求越来越明显,也让核心主创的话语权比重迅猛增加。

  吴京拍摄《战狼》时,其作为大股东的登峰国际文化传播公司,只是占有少量份额的影片第二出品方,第一出品方则是春秋时代。到了《战狼2》之后,两者顺序对调。

  在首部影片大获成功之后,核心主创吴京对于项目的话语权,已经牢牢握在自己手里。

  在经过近几年的高速发展之后,电影产业上游从业人员的数量与质量齐飞。市场环境之下,核心主创也能够自起炉灶进行制、宣、发工作,这也导致话语权向其倾斜。

  2015年,《夏洛特烦恼》成为年度票房最大黑马的同时,也让观众记住了开心麻花团队及闫非、彭大魔两位导演。片中一些细节之处隐藏的“彩蛋”,也成了影射两位导演第二部作品的片名出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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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值得一提的是,《西虹市首富》并不是开心麻花系列电影。虽然开心麻花是主投资方之一,但影片的主要出品方第一顺位是闫非、彭大魔共同成立的西虹市影视。

  有新人进,就有旧人出。

  一些打算挣快钱的资本热钱,在经历了具体项目运作之后,深刻认识到影视行业的高风险性。快马加鞭撤退之际,也造就了一批行业“一轮游”公司。

  2017年体育传记影片《我是马布里》,由于投资人与马布里对于影片给予过高期望,拍摄期间多次追加投资,成本近亿元。然而,电影最终票房仅有866万。

  一家参与投资的跨界公司巨亏,并表示永不踏足影视投资。海市蜃楼之下涌动的暗流,让资本也长了记性。

  新型出品发行公司崛起

  一片多“爸”现象突出

  江山代有人才出,一代更比一代强。

  作为行业前辈,华谊、光线等老牌影视公司曾经几乎垄断制、宣、发三方资源。如今,一些新型出品、发行公司的兴起,让全产业链的整体生态系统更加多元化。

  北京文化、欢喜传媒、开心麻花等,拥有参与、制造爆款项目运作的能力。这些新型公司的兴起背后,是更为灵活高效的办事风格。

  以北京文化为例,董事长宋歌在万达担任高管时,曾因报批手续时间较长错过了《泰囧》。独立创业以后,他没有错过《战狼2》《我不是药神》等爆款作品。

  欢喜传媒、真乐道等影视公司,则是通过深度绑定影片主创人员进行上游业务拓展。在涉及一些分歧时,主创与各方的协调成本也将大幅降低,有利于推进项目进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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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伴随新型公司的涌现,也出现了一片多“爸”的现象,即一部电影出现了多个出品方,有的甚至高达两位数,拥有头部资源的影片受到热捧。

  《我不是药神》的联合出品方有十位之多,而在春节档票房冠军《红海行动》面前则是“小巫见大巫”,后者高达二十七家。优质作品面前,谁都想分一杯羹。

  经历了市场的历练之后,国产影视作品的“幕后推手”越来越专业化与高效化。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,未来影视出品、发行公司或将迎来更为大规模的“洗牌潮”。

责任编辑:吕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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